王安忆:35年前美国行,仿佛人生一场预演

1983年,57岁的茹志鹃、29岁的王安忆,同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三年后,这对母女作家唯一的日记合璧之作出版。

嘉宾 王安忆  

本报记者 许旸

1983年,57岁的茹志鹃、29岁的王安忆,同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其后又到美国东、西岸讲演和旅行。三年后,这对母女作家唯一的日记合璧之作出版,记录了1983年8月30日至12月27日俩人各自的所见所感。如今,忆起当年近四个月时光,王安忆直言这是她人生中“潜移默化影响未来”的一段经历,“仿佛人生的一场预演”。

35年前,在“五月花”学生公寓,当时赴美的中国作家包下了第八层,王安忆和妈妈住一单元,每单元有两套卧室和工作室,一套洗澡间和厨房。当时美国丰盛的物质生活,令新婚不久的王安忆很是迷恋,她在日记里事无巨细地描写汉堡包的模样和口味、商场里打折的牛仔裤;初次接触西方创意写作“解剖式”教学,她发现和国内常见的“概括中心思想”完全不是一个路数;与其他国家写作者交流时,王安忆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作家读的外国小说译本,远超过外国作家读中国作品。

一系列的冲击、反差,母女双重视角的交织、比对,在新近再版的《母女同游美利坚》中随时间沉淀愈发凸显。从文学史角度看,很少有一本书可以同时照见中国当代文学两代重要作家的心路,书中贴肤贴肉的刻画,不纯是异域风光的描绘,还有东西方文学艺术交流的鲜活掠影,以及对美国社会多个层面的体察。

在美期间的种种震荡、不解、暗下决心,如同水面被击中后泛起的层层涟漪,让王安忆在此后的岁月萌生了两个愿望:当老师教写作、创办中国的“爱荷华写作计划”。念念不忘,终有回响。2008年王安忆主持启动“上海写作计划”,每年邀请十余名海外作家驻沪当两个月“上海市民”;2010年她在复旦大学领衔授课创意写作硕士课程,讲写作的甘苦、得失和隐秘的经验……

母亲名字里的“鹃”常被误写为“娟”,这令人沮丧又无奈

文汇报:1986年《母女漫游美利坚》简体字版、《母女同游美利坚》繁体字版出版,为何30多年后选择再版这本日记?

王安忆:1983年我随母亲茹志鹃和吴祖光先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这段经历对我的人生特别重要。本来当时写在日记本上,是不打算公开给别人看的,因为对每一种细微体验都很珍惜,当宝贝一样,写得很啰嗦,事无巨细,不懂得归纳筛选,一股脑全倾泻于笔端。当时也是母亲的点子,她提议出书,30多年过去了再看,这些记录有了历史资料的价值,真实反映了我们母女当时的所见所感。

母亲走了20年。我发现不少人包括文学从业者,似已不记得我母亲茹志鹃的准确写法,常将名字里的“鹃”改作“娟”。一个用文字留下生命痕迹的人,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又无奈的事。因此,当年轻出版人提出重版这本日记,以纪念母亲去世20年,我心中十分感动和欣慰。

文汇报:上世纪80年代,从上海到了美国爱荷华州后,会有强烈的“文化冲击”感吗?日记里有不少笔墨描述美国的物质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王安忆:整体来说,外国友人对我们是好奇、友好兼有。而美国那种丰裕、富饶、开放的物质生活十分炫目,新鲜感十足,对于经历过匮乏时代的我们来说,不产生迷恋是很难的。上世纪80年代国内哪有饮料汽水喝?还得用兑换券,当时美国无处不在的便利店、超市货架上摆满可口可乐,感觉像不要钱一样的买零食;还有各种口味的冰淇淋,琳琅满目,我一般趁快要打烊的时候踩点去买,给的分量尤其多。

那时候出国回来,每人都可以带一个大件,像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和冰箱,都是有配额的。有时我自己的配额还会被家人朋友预定掉。但渐渐我明白了,丰盛的物质没什么了不起,光有物质是不会使人幸福的。从美国回国后我经历了精神上的危机。最近几十年,当中国的物质生活呼啸扑面而来的时候,我反而变得很有抵抗力。在美国的日子就像打了预防针,眼界扩大了,我不像其他人那么备受冲击,感觉自己学会了辨别什么是已经走过的路、什么是象征未来的。

文汇报:当时母女同行,妈妈会给你一些有关写作的建议吗?

王安忆:很奇怪的,我俩在一起时几乎不聊文学。去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就是因母亲而成行,不承认也得承认。年轻气盛的我,心底是很叛逆的。和母亲因一些生活琐事斗嘴,同在美国的作家陈映真也看出来了,说我“故意反对母亲”。出国对于她不是新鲜事,但是这一回,与女儿同行,使她格外开心。合出一本旅美日记,是母亲的创意,我无法反对,因为内心受着诱惑,同时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绑。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亲的捆绑,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妈妈一直比较淡定,在美国,她看我天真地和别人争吵,眼神里多是宠溺欣赏的,做父母的对儿女都不是客观的吧。

重读这些日记,母亲的依然是好,她能够准确地窥察并且表达美国,还有她自己。她向来又是个讲究文字的写者,从不随便下笔。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认识,还是内部精神的立场观念,母亲不知高我多少筹。相比之下,我的日记就是一本流水账,事无巨细,来不及思考、提炼、去芜存菁,冗长、拉杂、琐碎、无趣,文字且“水”得可怕。就像一个饥渴的人,面对盛宴,什么都好,什么都要。要说有什么价值,大概就是老实,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

西方创意写作班的教法当时我很抗拒,现在想想也有可取之处。放在全球纬度,当代中国作家水平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差

文汇报:你在日记里写“为什么只承认英语一种语言呢?其实,中文,是被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运用着。而且,中文有着极大的魅力,一个字就是一个境界。然而,对这境界,我究竟又了解了多少呢?尽管我说汉语。我忽然沮丧起来,真正地沮丧起来。”当时,你对东西方文学交流的“有效性”并不抱特别高的期待?

王安忆:我一直认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了解,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程度。我们几乎翻译了欧美市场上所有知名的小说,如数家珍,但美国人其实不太读翻译作品的。过去一段时间,西方读者翻阅中国作家文学作品,不少是出于“猎奇”心态,想从字里行间找符合他们想象的中国社会现实的描写段落。这对作家的伤害性是很大的。

我个人觉得,放在全球纬度来看,当代中国作家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差。

文汇报:你在美国参与旁听了创意写作课,西方的教学理念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王安忆:一位曾当过作家王蒙英语教员的朋友告诉我,此前王蒙来爱荷华写作计划,上课氛围很轻松,“教两小时英语,喝两小时的酒”。我曾去旁听了一个创意写作实践课,很多新鲜的理念,但我并不太感兴趣,当时更多是震惊,原来写作是这样教?授课非常技术流,“解剖学”式的,比如哪句话介词用得太多、念出来语句不利落等等,侧重小说的内部结构。而国内更倾向解析小说与外部的关系。一开始我很难理解西方这种写作方法,后来我自己在复旦教创意写作班,逐步明白不同理念都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土壤的,取其长吧。

文汇报:记得你很喜欢美国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你对美国文学有什么突出的感受?

王安忆:我去年一个夏天都在看斯蒂芬·金的小说,但他近几年新作明显不如早中期作品了。他其实是很有才华的,但他的才华是被经纪人控制的,后者会管束着作者的情节走向,细化到哪一页要出现一个高潮,抖一个包袱,转折点、笑点、泪点都要规划好。这搞得故事很厚,当然,类型小说不能太薄,但故事弄得很“套路”。我发现欧美不少作家的经纪人比我们的文学编辑还有支配力,他们要求作家保持悬念,但也不要浪费读者的时间。这种经纪人机制会毁了写作。

刚到美国时,我觉得当地的年轻大学生看上去很单纯,特别天真。美国小说整体上似乎也是这种感觉,很原始的,蛮荒的,缺少历史感,多是写人和自然的搏斗,所以我个人不大喜欢海明威或杰克·伦敦。英国小说更有劲些,像石黑一雄或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里有浓浓的阶级意味,带来冲突和困境,以及如影随行的偏见。但正是有了偏见,故事也就跟着来了。相比之下,中国小说还是和英国比较相像。

过于产业化的类型小说少有思想价值,急于表达思想的纯文学变得不好看;更糟的是,现在学生的阅读量太低了

文汇报:你有个观点,如今小说变得越来越学院化,不少作家不再“好好讲故事”了?

王安忆:一些写作者要么沉迷于写杯中风波,或是内心小情绪,要么急于在小说中表达思想和观点。当然有个原因是,现在小说的“内部分工”愈发明显,不光是国内,外国的小说市场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讲故事几乎都归到类型小说范畴,思想部分要纯文学来承担。所谓纯文学就变得很不好看了,过于产业化的类型小说也少有思想价值。

文汇报: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上,你感叹文学黄金时代的周期走完了。

王安忆:时光飞逝,没想到1980年代离现在已经那么远了,可以说是一个文学时代过去了。当代文学一直有或显著或潜在的变动,然而到了今天,文学运动却沉寂了,或许需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我很庆幸生逢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黄金期,我们这一代作家是在最好的时代进入文学创作中来。不过,我也不会特别悲观,正视现实吧,目前文学的沉寂现象也很正常。

文汇报:年轻学子上你的课,对哪些话题更有兴趣?

王安忆:我发现,如今最优秀的人才几乎不做文学这一行了。这几年我带的硕士班里,除了少数青年作家,好几个最高分的学生毕业后,都不从事文学行当。很可惜,现在专职文学的投入产出比太低,好多编故事的人投身游戏公司做脚本或当影视编剧。另一方面,有的学生阅读量真的太低了。一位学生聊起要写爱情,我问对方看过哪些爱情小说,得到的回答是电影《山楂树之恋》,这天就没法聊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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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费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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