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学流变及“乱入”剑桥中国史之奥义

金庸小说仅于武侠一类之奇伟傲岸,无人项背,相信今人但有读其书、识其文、论其人者,应得公允。其余不说,但就 “金庸学”之流行,便足以看出端倪。

最早的金庸学研究始于港台。1980年10月,台湾远景出版社在《明报》上刊出“等待大师”的广告,征集金庸学研究书稿。不久,一套十余册的“金学研究丛书”出版,作者阵容强大,包括倪匡、温瑞安、三毛等,这被认为是港台金庸学迈出的第一步。大陆方面,公认的首篇金庸学研究文章出现于1985年的《克山师专报》,其上发表了张放的《金庸武侠小说初探》,是为大陆金庸学的开山之作。其后,金庸学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但直到新世纪之交,大陆对于金庸小说的态度,始终都处于赞成—反对两股思潮的激烈交锋之中,赞成者如陈墨、曹正、胡河清等,批评者如鄢烈山、王朔等,尤其是1994年,金庸武侠小说广受关注,使得中国大陆呈现出了一道异样的文化景观:金庸年。该年5月,经金庸亲自修改校订、授权、作序的《金庸作品集》由北京三联出版。8月,北京师大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与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等并列。10月,金庸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12月,鄢烈山在《南方周末》发表《拒绝金庸》,引发巨大争议,一直延续到1996年王朔对金庸的批评。1995年春,严家炎在北大本科生阶段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从此北大成为金庸研究重镇。这些事件,标志着大陆文学界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正式接受。此外还有金庸的传记。大陆公认的一本金庸传记是桂冠工作室主创、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的《侠之大者——金庸评传》,此后,大量的金庸传记陆续问世,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以2003年首版的学者傅国涌著《金庸传》较为拔萃,该书至今已付梓过四个版本,与其他人多在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上着墨不同,傅著以平视的眼光,侧重对金庸报人身份的发掘,以及其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构建。该书使用了很多珍贵的新发现史料,并得到过金庸的亲自审改和认可,对金庸学研究的深入贡献甚大。

新世纪以来,赖于互联网等技术革命的进步,金庸研究开始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大众化,二是学术化,称金庸学为“显学”,毫不为过。对于向以严肃面目示人的文学研究而言,大众化的局面有些像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是可以给人们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不好的是人人言说,水准不一,导致金庸学日趋流俗,甚至走向口水与娱乐消费的境地。不过,上乘之作仍时有出现,留欧博士、鬼才作家新垣平的《剑桥倚天屠龙史》和《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便是其中之一。

根据公开资料,新垣平曾就学于北大,后赴欧洲留学,博通中西,尤好武侠。在写作两本关于金庸学的书之前,他其实一直是一名科幻作家,并以“宝树”的笔名行走江湖,深博读者喜爱。如以刘慈欣《三体》为蓝本而写成的《三体X》,就被刘慈欣的粉丝们直呼为“我家大刘最好的闺蜜”。

2011年,宝树乔装打扮,以“新垣平”之名出版《剑桥倚天屠龙史》,拉开了金庸武侠小说“乱入”剑桥史的序幕。在书中,新氏极力模仿了剑桥中国史的体例以及翻译体的语言,以看似严谨的学术态度“恶搞”出一部充满着诙谐与魔幻色彩的金庸武侠史,如果读者历史功底有限,几乎会被其用心勾勒出来的“史实”以假乱真。

别的不说,且来看看《剑桥倚天屠龙史》中的几条目录:“第二章 南宋后期的武术界政治地图(1195—1279)”“第三章 武术门派政治的形成(1279—1330)”“第四章 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1120—1291)”“第五章 明教的复兴与武术界的分裂(1292—1326)”……是不是煞有介事?又如附录中的《谢逊思想传记》,明白无误地标注其来源于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元代卷,甚至还称其有遗著《谢退思集》收入《四部丛刊》,说什么“由于谢逊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没有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知道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质,因此并未摆脱思想的局限性。他的思想仍然是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从而在晚年又陷入了佛教唯心主义的泥淖,放弃了明教的革命主义精神,改而鼓吹佛教的禅宗思想,认为一切都没有差别,要求人民放弃革命……”纯属露骨的戏谑。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同样使用了这样的笔法。所不同的是,这本书的叙事场景更为恢宏,上自商周,下至清朝,都有涉及,不仅整理了金庸小说中的各色人物事迹及江湖门派的起落沉浮,更将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如成吉思汗、朱元璋、康熙、乾隆、岳飞、王保保、李自成、陈圆圆、鳌拜、噶尔丹、福康安等全部纳入武林世界进行考察,与其说这是剑桥版的金庸武侠史,还不如说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中国史。

中国历史一直存在两条线索:庙堂与江湖。庙堂之上,自然有《二十五史》坐镇,但江湖之中,谁曾叱咤风云,快意恩仇,则很少有过系统的撰述,如《游侠列传》中的郭解,《虬髯客》中的风尘三侠,《聂隐娘》中的空空儿,《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等等,大都蛰伏于历史的帷幕之后若隐若现,罕有清晰的面孔示人。以此说来,金庸小说是否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考察江湖世界的合理范本?这或许正是新垣平以“剑桥体”戏说金大侠的本意所在。正如他在《剑桥倚天屠龙史》一书序言所说,江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失落的世界’。这个世界在西方历史最黑黑暗的时代发端,又在西方人全面胜利的时代由于热兵器的普及和军事技术发展陷入极度衰落,最终被遗忘殆尽”,其所要做的,正是通过金庸的武侠小说重新建造那个“失落的世界”。在《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中,这一用心更加明显迫切,作者认为,中国武术在西方文明的冲撞下遭遇了悲剧性的解体,而“它的敌人甚至并未注意到其存在”,对于一个痴迷武侠的人来说,站在历史的维度中去体会被遮蔽的江湖,这显然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里还牵扯到一个重要的名词释义,什么是江湖?在电影《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中,古烈将军问顾长风,什么是江湖,顾的回答是:武林就是我们的江湖,江湖就是我们武林人士出出入入的地方。这是极为经典的一个桥段,一度代表着香港武侠电影的巅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解释,必然不是新垣平想要的,甚至连金庸本人,都未必认可。

那么,什么是江湖呢?来看看新垣平站立于学术层面上的解释:“自从宋代的平民从隋唐时期的贵族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之后,中华帝国的武术家阶层就成为了被称为‘江湖’(river an lake)的独特社会领域的主宰。江湖世界包括一切不臣服于帝国的政治秩序而自由流动的因素:商贾、歌伎、镖局、流民、乞丐、僧人、盗贼以及侠客。”唯其如此,才契合金庸武侠“乱入”剑桥史的资格。实际上,论及“乱入”二字,更多是侧重于新氏诙谐而魔幻的写作方式,而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所谓“乱入”,较为客观的理解应是对每一个虚构的人物、事件、情节等找到恰切的时代映衬,实现文学上的虚构与历史上的非虚构二者间的完美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相当扎实的学术功夫来打底。如研究《红楼梦》,必须对明清社会制度有着透彻的了解;研究《三国演义》,必须对《后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典籍了如指掌,否则就有可能完全跑偏。新氏的两本著作,当年甫一上市,便大受读者欢迎,原因正在于此。有人评论,其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写了一段极不严肃的历史”。读者交口称赞的并不是内容何其新颖,而是为新氏的学识和才华所倾倒,第一次发现居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读武侠小说,去向偶像致敬。历史上的确不曾有过郭靖、杨过、谢逊这样的人,但假如有的话,将庙堂与江湖翻转过来,历史的书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这正是金庸武侠小说的过人之处。纵观文学史,大凡那些被不断解读、笺证、言说的文学作品,如四大名著《金瓶梅》《聊斋志异》《茶馆》《子夜》《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古拉格群岛》《1984》《神曲》等等,无一不包罗万象,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万千读者的阅读体验也是如此。和前代的武侠小说家如还珠楼主、王度庐,以及后起之秀如倪匡温瑞安等截然不同的是,金庸对“武林”“江湖”“侠”这些名词的理解极为深刻,几乎成为难以逾越的一座精神高峰。何为“侠”?在金庸眼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为“侠”。但这并不是本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仅仅是一个表象,金庸真正想要表达的,当是对传统儒家精神与秩序的渴望。在此基础上,金庸又进一步,树立了所谓的“道”。和“侠”不一样,关于“道”的阐述在金庸的作品里异常隐晦,乃至艰涩。从他的小说问世之初,就有人不断地想要证明,金庸笔下的人物与现实之间存在某种草蛇灰线。比如他塑造过周芷若、公孙绿萼、李莫愁、梅超风这样的痴绝侠女,便被认为是在复述自己曲折的情史,又比如金庸先祖惨遭文字狱构陷等坎坷的家世,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合理的剧情对应。“侠”和“道”完全不一样,“侠”是触手可及的,看得见,而“道”是隐匿在暗处的,看不见。那么“道”到底是什么?细读金庸武侠小说,就会发现,“侠”之所以为“大”,是因为“侠”为国为民,匡扶了正义,捍卫了秩序。换句话说,就是“侠”保卫了“道”。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里,曾建构过各种对立的、水火不容的江湖秩序,最终都被归结成了一句话:邪不胜正。所谓“道”之真义,便在于此。

理解了这些,勉强算是推开了进入金庸武侠殿堂的一扇窗户。无论是正统的庙堂秩序,还是诡谲的武林江湖,实际上都有始终如一的“道”贯穿其中。武林看似不受庙堂约束,但就其统驭之术而言,实际上与庙堂的规矩还是相似或一致的。换句话说,金庸表面上写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实际上真正讲述的正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此即“人间道”。对于武林、江湖,萧峰式的英雄、段誉式的情种、王语嫣式的美人、扫地僧式的隐者、谢逊式的恶人,我们并不能妄下结论,认为他们并不存在,因为历史上曾演绎过的种种真实事件,均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蛛丝马迹。

金庸武侠小说之奇伟傲岸、无人项背,于此当有所豹窥一斑、鼎尝一脔之感。 (云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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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家阶层所组成的“武林”备受尊崇,成为江湖秩序中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而最强大的大师们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作为最高的捕食者,他们有能力杀戮任何藐视他们权威的江湖人物。出于对武术大师的爱戴、畏惧和谄媚,许多并不畏惧政府军的武术师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服从他们的号令。这使得一个武术名家能够通过特殊的权力组织形式——门派、帮会和教宗——指挥远比他自身的超人力量强大百倍的势力。这些特殊形式中就蕴含着足以和帝国抗争的潜能。在帝国强盛的时代,武林只能满足于对江湖的统治,而对皇帝的权威保持表面上的服从;当风起云涌、帝国走向衰落之际,武林就会趁机而动,投身夺取最高政权的军事冒险活动。

——新垣平《剑桥倚天屠龙史》

197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首次承认了针灸的合法地位,此后在五十一个州都陆续得到了合法化,今天,有一万多美国人在学习这一古老的东方人体技术,而接受过其治疗的美国人民多达数千万人。但是点穴的技术已经失传,也许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都不会复兴。阻碍这一技术复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科学中根深蒂固的主客体分离的对象化倾向,通过其表面上的技术之胜利,使得主要通过内省和自我调节的方式探索人体的东方智能被深刻地压抑了。自笛卡尔(RenéDescartes)以来,灵魂和身体被当成本质上不同的实体,一切可被经验的事物,都被当成外在对象那样被观察、计算和控制,而通向内心的原始体验之途径则被堵塞了。笔者认为,西方思想最大的误区之一是,这些体验并非仅仅是“心灵的”(psychic),而同时也是“身体性的”(bodily)。只有通过这些基本体验本身,才可能对人的身体性存在有“本真的”(authentic)把握,也才能让心灵成为身体真正的主人,从而产生出让我们今天的生理学无法理解的诸多现象,例如“元婴”(original embryon)和“真气”(authentic air)。

——新垣平《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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