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60余年发布上百道"减负令",课外补习却领跑全球

核心提示: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数据,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对近2万名包括城市、县镇和农村的初一和初三学生的调查,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68.不同质量学校学生的参与情况也不同,学校排名越靠前,学生参与的比例越高。

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60余年间我国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围绕学习时间、考核方式、教材内容、课外活动、教师水平、学校领导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细致严谨的规定。

 

分析历次的“减负令”,不难发现政策内容和方针,依据时代特征和教育观念的变化进行了调整。从5年前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把缩减在校时长、课程设置、竞赛次数以及限制作业量、教辅使用量等当作“药方”,到今年2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孩子提前放学无人接送的“三点半难题”、校外培训机构泛滥等伴生问题“开刀”,范围和深度都在拓展和突破。

去年春季开学,上海发布减负新政,要求开学两周内,中小学不得组织任何形式带有学科测试性质的测验和考试;杜绝考试题目中的“超纲”现象。在沈阳,减负措施细致到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中高年级作业总量不得超过1小时,初中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5小时之内,以及教师不得用考试分数对学生进行排名和编排座位等。今年3月,杭州一些教育主管部门更是作出“小学生晚9点以后,初中生晚10点以后,对于未完成的作业可以拒写”的规定。

不过,在学校减负的同时,课外补习正成为我国中小学学业负担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课外补习已经演变成一场竞赛。我国中小学生在课外补习时间上已经“领跑全球”,且近年来有不断延长的趋势,且补课压力向小学甚至幼儿园下移。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数据,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对近2万名包括城市、县镇和农村的初一和初三学生的调查,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68.1%,明显高于家庭经济中等的学生比例50.2%,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比例31.5%。不同质量学校学生的参与情况也不同,学校排名越靠前,学生参与的比例越高。此外,成绩越好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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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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